美国众议院新冠肺炎疫情的听证会证词总结
目前很难准确预测2019 nCoV疫情的最终发展轨迹，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无法控制这种疾病，必须为2019 nCoV导致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做好相应计划。
我对加强应对2019 nCoV全球传播准备工作的优先行动建议分为国际参与和国内准备。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和防扩散委员会对这次的疫情做了一场听证会。参会的三位专家证人（Witnesses）分别做了一些疫情陈述，并对国会提出建议：除了防范以外，也有如何和中国合作的建议，关于旅行限制和歧视的担忧，还有针对政府、国会的责任提出的一些想法。
背景介绍
听证会发言的三位专家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和防扩散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Ami Bera）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的亚洲、太平洋和防扩散子委员会就最近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兰德公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流行疾病专家和政策研究者Dr. Jennifer Bouey、Dr. Jennifer Nuzzo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政府协调负责人Ronald Klain参加了该听证会，向国会介绍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情况，并向国会提出美国政府如何在流行疾病领域与中国政府加强合作、如何在美国国内防范应对疫情等的建议。
几点说明
我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高级学者。我今天陈述的内容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大学或中心的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使命是保护人们的健康免受大型传染疾病和灾难的影响，并构建（这种防护体系的）韧性（Resilience）。我们主要研究卫生安全体系需要准备并能响应突发事件的组织、体系和工具。
我指导着一个（疫情）爆发观察站项目，专门从事可改善（疫情）爆发响应的操作型研究。我以前也从事过公共卫生领域的实际工作，例如担任纽约市公共卫生流行疾病专家，从事流行疾病的监测工作。我和卫生安全中心的同事花了近20年的时间分析传染性疾病的爆发, 包括区域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疾病的爆发, 试图更好地了解预防、减弱和控制流行疾病所需的资源、做法和政策。自去年12月底中国首次宣布冠状病毒疫情以来,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分析了解该病毒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构成的风险, 并向决策者、立法者和从业人员提出应对建议。
全球应对流行疾病的充分性普遍不足
2020年1月，我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同事、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以及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评估全球195个国家的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GHS Index）。
GHS Index是一项持续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将GH SIndex发展成一个能够完整地、可复制地理解和比较各国卫生安全水平的框架，收集信息和衡量哪些国家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们的资源和能力足以应对流行疾病。GHS Index基于WHO的同行评估（Peer Evaluation）构建，但也覆盖了非WHO成员的国家。
首个GHS Index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具备完全充足的准备。更为严重的是，很少有国家显示出在真实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运用这些资源或发挥这些能力。如果给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基于100分满分打个分数的话，首个GHS Index中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仅40.2。
即便是那些有更多资源的、主要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得分也不超过50。另外，各国普遍缺乏应对流行疾病的必要资源投入，只有5%、总数不超过10个国家在卫生安全的资金支持方面得到66.7分。因此，各国均亟需采取切实行动来改进应对潜在后续影响深远的流行疾病爆发的体系完备性。
对改善美国应对2019 nCoV持续蔓延的建议
目前很难准确预测2019 nCoV疫情的最终发展轨迹，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无法控制这种疾病，必须为2019 nCoV导致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做好相应计划。
我对加强应对2019 nCoV全球传播准备工作的优先行动建议分为国际参与和国内准备。
国际合作建议
1. 停止美国目前拒绝向中国游客发放签证的政策。阻止从中国来美的人群不是控制2019 nCoV蔓延的正确方法，也不太可能将病毒隔离在美国之外。病毒隐秘且快速的传播使我们无法及时知晓可能的病例都在哪儿，有许多其他国家来美国的人也可能携带了病毒，美国尚未出现确诊病例的地区也可能有其他感染者，在我们开始旅客体温检测和禁止旅行之前的数周内已有大量人士从中国进入美国。随着全球病例数的持续增加，仅以是否来自武汉或中国作为检测旅客的标准可能不再有效。
同时，单独对中国实行旅行禁令实际上是对中国开放通报疫情和共享数据的一种“惩罚”，这种针对某一地理区域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损失，降低有关政府愿意接受的疫情动态和数据共享的透明度。我们应该通过主动提出帮助或协助来奖励那些主动报告疫情的国家。
2. 与中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对话，以确保继续获得数据和关键的医疗用品供给。旅行禁令可能使有关国家政府不再愿意接受美国科学家和医疗专家前往参与疫情应对工作，这会使我们无法追踪了解核心疫区的相关数据。中国是医疗防护用品的主要生产国，也是许多常用药品的原材料产地，美国的疫情响应工作非常依赖于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
例如，美国最近出现肝素[1]（heparin）短缺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应对非洲猪流感时缩减了猪的数量。中国已经对数千万人口实施了严格的流动限制措施，这本身就会影响生产制造，我们应该帮助中国抗击2019 nCoV以确保中国的医疗防护用品等的生产和供应链不受影响。
注释：[1]肝素是一种抗凝剂，主要从牛肺或猪小肠黏膜提取，具有体内外抗凝血作用，临床可用于血栓栓塞性疾病、心肌梗死、心血管手术、体外循环、血液透析等，编者据网络信息整理。
国内响应建议
1.确保卫生部门拥有进行疫情监测所需的资源，以促进实施各类控制措施，如在医院外尽可能隔离病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还有许多未知，美国必须考虑2019 nCoV会进一步在国内传播乃至社区传播的可能性并有所准备。
2.确保医院和其他卫生设施拥有安全治疗大量患者所需的资源。如果2019nCoV持续传播，国会可能需要批准适量资金帮助州政府，HHS（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等联邦机构很可能也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
3.加强政府领导力和部门协调，便利医疗专业方案的改善，如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案。
总结
国际合作对于继续监测和了解这种病毒及其造成的流行疾病至关重要。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基于证据进行响应和行动。如果没有证据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加剧这一流行病导致更多人死亡。在评估如何应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还要验证和评估其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虽然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保护健康，但我们不希望采取的措施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比病毒本身更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不断评估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否与病毒造成的威胁水平相匹配，并在获得新的信息时相应调整做法。尽管各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因此有必要改变做法，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我们努力的重点不应该是阻止病毒进入美国,而是控制病毒的潜在传播和影响,如确保联邦、州和地方卫生机构、医院和诊所有充足的资源可以有效实施诊断、安全隔离和治疗,推广社区预防控制和组织传播的实际行动。为此，需要政府的领导和更多的资源投入。
Dr. Jennifer B. Nuzzo简历
Nuzzo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她的工作重点是全球卫生安全，重点是疫情检测和应对，与全球卫生安全、国际和国内生物监测以及传染病诊断相关的卫生系统。她指导爆发观察站与一线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合作开展业务研究，以改进爆发准备和应对工作。
Nuzzo博士与核威胁倡议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同事一起，共同领导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制定，该指数衡量了195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能力，它们对国际规范和全球卫生安全融资的承诺，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环境。
此前，她进行了与《平价医疗法案》、结核病控制、食源性疾病爆发和水安全相关的研究。Nuzzo博士是同行评审期刊《卫生安全》的副主编。
Nuzzo博士还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她曾担任国家生物监测咨询小组委员会顾问、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饮用水咨询委员会(NDWAC)成员、以及NDWAC水安全工作组成员。
她还曾担任美国水工程协会研究基金会(现在称为水研究基金会)的项目顾问，该基金会是美国饮用水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
她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台湾地区的流行疾病响应规划工作提供过咨询。
2002年和2003年，Nuzzo博士在纽约市担任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在那里她参与了与纽约市水传播疾病风险评估项目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她在纽约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该市的药品销售监控项目，以监测腹泻疾病。她还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ityof Cambridge)的一个地方气候变化项目工作。
她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彭博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环境卫生硕士学位，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环境科学学士学位。
简单总结一下几位发言的要点：
1. Jennifer B. Nuzzo 博士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John Hopkins University Bloomberg 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
这次病毒的未知点：
1）规模和范围。轻症和携带者并不容易被发现，而主要的研究还专注在对医院病人的研究。在美国，现在 CDC 的测试标准也是需要已知的与病患的接触，有近期的武汉旅行史，或是到过中国且有症状。
2）严重性。虽然已经出现了很多致死案例，但是关于此次病毒的严重性还无法很好的评估。大部分国家的监测方法让重症率和致死率都很难准确计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轻症患者没有计入统计。
3）无症状传播。目前已经有数例无症状却携带病毒的病例，也有症状消失后还依然携带病毒的，这种潜在传播都增加了防疫的困难度。
全球应对流行疾病的准备普遍不充分
Nuzzo 博士参与的评估全球 195 个国家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 –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做好了完全充足的准备，平均得分仅 40.2，甚至很多资源丰富，中产及以上人群占多数的国家也没有超过 50 分。只有不到 10 个国家在卫生安全的资金支持方面得到 66.7+分。因此，各国需采取切实行动，来改进应对潜在后续影响深远的流行疾病爆发的能力。
对改善美国应对新冠病毒持续蔓延的建议（国际合作）
1）停止美国目前拒绝向中国游客发放签证的政策。单独对中国实行旅行禁令实际上是对中国开放通报疫情和共享数据的一种反面惩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损失，降低有关政府愿意接受的疫情动态和数据共享的透明度。且目前的禁令并没有办法有效地阻止病例和携带者的进入。
2）与中国进行有效合作对话，以确保继续获得数据和关键的医疗用品供给。中国是医疗防护用品的主要生产国，也是许多常用药品的原材料产地，美国的疫情响应工作非常依赖于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
对改善美国应对新冠病毒持续蔓延的建议（国内响应）
1）确保进行疫情监测的资源，以促进实施各类控制措施，如在医院外尽可能隔离病例。
2）确保医院和其他卫生设施拥有安全治疗大量患者所需的资源，需要国会批准适当资金支持。
3）加强政府领导力和部门协调，支持医疗专业方案的改善，如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案。
2. Jennifer Huang. Bouey 博士
RAND 高级政策研究员，及该公司中国政策研究的的主席，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流行病学博士、硕士，北大医学部临床医学博士。
新冠肺炎是下一个 SARS 吗？
1）医学防治方法比较接近。疫苗需要数月乃至一年的时间来开发，对疫情帮助有限。隔离、旅行限制、和病例监测有助于减少扩散和争取反应时间，但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对千万级人口城市人口的移动限制很困难。对新冠肺炎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支持性恢复』，不过也有几款药物投入了测试当中。
2）在应急处理方面，中国对新冠肺炎的处理方法和 SARS 相似（你们懂的），但还是有一些不同，例如科研、技术、社交媒体的应用，就让负面影响减少了。
短期建议：
美国公共卫生人士和医护专业人员对中国提供的人道主义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是重要并及时的。美国政府应该减少对来自中国尤其是武汉人群的歧视或不友好姿态，表达更多善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防控担忧，希望美国 CDC 考虑和中国 CDC 及 CIDCA 合作，制定计划去帮助那些国家。
中期建议：
疫情得到控制后，要开始国家响应系统和全球流行疾病管理的研究工作，帮助其他国家和学者进行评估和研究，会很有价值。中国将面临的思考：如何改善公共卫生风险中的沟通？如果增加披露的透明度？如何实施有效的医学隔离？CDC 如何可持续性地改善多部门沟通？希望美国可以创建现实的、连贯的中美协作政策，并寻求和中国达到数据分享和规则范围上的共识。
长期建议：
在 SARS 和新冠肺炎期间，美中一直在携手努力应对流行疾病的挑战，均受益于现有和未来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目前贸易战第一阶段的解决，是重启美中经济、外交和安全对话的好时机。也希望全球卫生和流行疾病预防领域能从中受益。
3. Ronald A. Klain
2014-2015年担任白宫埃博拉病毒应对协调员，常年致力于公共服务
两个基础观点
1）目前对这种病毒的了解依然很有限，比埃博拉病毒少很多，需要更多透明的消息，且需要快速行动，但由于消息的不充分，也需要随时在政策选择上做出调整。
2）抛弃党派关系和政治纷争。Ronald 坦诚自己是政治倾向很强的人，但是抗疫没有党派之分，只有合理和不合理的措施之分。
相应建议
2014-2015 年对埃博拉病毒的应对也发生过错误，包括早期的虚假安全感、对文化和宗教缺乏充分了解。但是最终美国迅速响应，调整和改进了方法，写各国应对了这一挑战。
1）在疫情复杂、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白宫的协调和领导无可替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应该有一名官员，在适当的团队支持下进行全职工作，监督我们的行动和响应。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督流行病的准备或当前的应对措施，应重启奥巴马时代创建的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Directorate (流行病预防及响应理事会)。
2）美国政府应该主动在境外反击疫情，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和资源。中国可能不需要也不会接受当年向西非做出的援助，但是美国不能把应对只是放在本土，应该施加压力，鼓励尽可能最开放的准入。
3）确保科学和专业知识，而不是恐惧或政治指导我们的行动。旅行警告和建议是有意义的，但是完全的禁止是将阻碍医疗援助、专家调查或其他关键响应功能的必要流动。而且医疗供应的生产主要是在中国。
4）加大对病毒防控的资金投入。政府应迅速召集并向国会提交一份紧急资金计划。
5）国会要起到作用。一旦政府提出紧急拨款请求，国会就应该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
6）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该提起注意，完善疾病防御和准备工作。
7）修正和避免因疫情带来的『病源国歧视』。这种冠状病毒攻击的是人类，而不是任何特定种族。在美国的华裔并不比其他任何群体更容易感染、携带或传播疾病。
大W 
